《廉文荐阅》107期
浏览人数:2240 2017-01-23

   

(总第107期)

 驻江苏省农业委员会纪检组   2017年1月1日

 

 

       

一、营造元旦、春节风清气正氛围

二、反腐观察:电视专题片《永远在路上》

 

【清风时语

 

 

省纪委通报6起违反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营造元旦、春节风清气正氛围

  新的一年即将到来,党风廉洁建设迎来又一个重要节点。近日,省纪委通报6起违反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早提醒、早预防,为元旦、春节营造风清气正、欢乐祥和的良好氛围。

  1、江苏省海外企业集团党委委员、董事、副总裁王学峰在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委十项规定出台后,违反规定经常邀请相关业务单位人员前往南京银杏湖、钟山国际、太阳岛和扬州东方等场所打高尔夫球,分25次报销打球费用6.38万元。王学峰被撤销党委委员、董事、副总裁职务,并被责令全额退缴违纪款。

  2、江苏大学财务处处长陈纪南利用职务便利,在2010年至2016年春节期间,先后23次收受有业务往来的相关银行及本校所属企业以节礼为名赠送的购物卡、现金共计2.8万元,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被责令全额退缴违纪所得。

  3、徐州市铜山区信访局党组书记、局长鹿守鹏在2013年11月和今年2—3月,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在为女儿和儿子操办婚庆过程中分别邀请170名和338名管理服务对象参加,并采取化整为零、分批多次举办婚宴的方式规避组织监督,收受礼金共计28万元,受到撤销党内职务、行政降级处分,并被全额收缴违纪所得。

  4、沭阳县悦来镇党委书记卢浩、镇长邓建东等人在今年7月26日晚,为宴请1名调离人员,在镇政府食堂公款聚餐,被宿迁市纪委暗访发现。聚餐人员关门熄灯,对抗检查,造成不良影响。卢浩、邓建东分别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参与聚餐人员被责令承担相关费用。

  5、淮安市公安局工业园区分局副局长吴武在2015年8月9—19日,邀请并组织淮安市公安局技侦支队民警丁爱勇、清浦区法院院长朱介进及其子、清浦区法院党组成员、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蔡宏志、淮阴中学教师陈利军(吴武之子的老师),前往新疆、青海、甘肃等省区的知名景区旅游,花费公款8.23万元。今年12月,吴武因存在其它涉嫌违法犯罪问题,已被移送司法机关。朱介进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丁爱勇、蔡宏志分别受到党内警告处分,陈利军受到行政警告处分,参加旅游人员被责令退缴旅游费用。

  6、苏州市平江实验幼儿园园长沈滇、副园长范燕霞在2009年至2015年期间,利用职务便利,采取克扣幼儿和教师伙食费、虚列开支套取现金、收取幼儿入园赞助费及社会捐助款不入账等手段设立“小金库”260.03万元,并动用部分款项发放职工奖金、补贴、节日补助,购买购物卡以及报销应由个人负担的费用等,两人分别从中获利10.29万元、7.15万元。今年10月,沈滇、范燕霞分别受到开除党籍、行政开除处分,其涉嫌犯罪线索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并收缴“小金库”剩余款项。

  省纪委指出,全省各级党组织坚持把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锲而不舍推动作风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仍有少数党员干部心存侥幸,置中央三令五申于不顾,阳奉阴违,变换花样,顶风违纪,甚至对抗组织检查,造成不良影响,必须严肃处理。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引以为戒、汲取教训。

  2017年元旦、春节将至,全省各级党组织要切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委十项规定精神,严格执行各项纪律规定,切实把单位管好,把党员干部管好。财政、审计、商务、机关事务管理等职能部门要履职尽责,形成作风建设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广大党员干部要进一步强化“四个意识”,切实增强讲规矩、守纪律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认真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紧盯年节假期,紧盯“关键少数”,紧盯突出问题,坚持挺纪于前,运用“四种形态”,始终保持抓早抓小、动辄则咎的高压态势,对苗头性问题早发现、早处理,及时约谈提醒;对“两节”期间不收手、不知止的“节日腐败”行为,坚决从严查处,一律点名道姓通报曝光;对打“擦边球”、穿“隐身衣“”、搞“变脸术”的要深挖细查、绝不姑息,持续释放越往后执纪越严的强烈信号。各基层纪委要严肃查处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胆敢向扶贫等民生款物和节日慰问金伸手的人付出应有代价。省纪委强调,要用好《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这个利器,对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和领导责任落实不到位,致使管辖范围内“两节”期间发生严重违规违纪行为,造成严重后果或恶劣影响的,要严肃责任追究,用问责倒逼责任落到实处。

   

 

【反腐观察

 

专题片《永远在路上》

第六集:“ 拍蝇惩贪 ”

 

 每一起基层腐败案例的发生,都会让百姓感到受伤和愤怒。而每当一名腐败分子被查处,得到的是百姓由衷的赞许和拥护。

 人民的心声、心愿、心念就是民心,必须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让人民群众不断体会得到,享受得到全面从严治党的成果,人民的获得感,是一个国家最最宝贵的财富,是真正的执政之基。

本集梗概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坚决整治和查处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本集通过剖析山东、广西、安徽、新疆、贵州等省区发生在基层侵害群众切身利益的典型案例,说明基层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易发多发、量大面广,“微腐败”也可能成为“大祸害”,它侵害的是群众切身利益,啃食的是人民的获得感,伤害的是基层群众对党的信任。中央和地方各级纪检监察机关采取一系列有力举措,加大力度整治群众身边的“蝇贪”,重点查处发生在民生资金、“三资”管理、土地征收等领域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更多感受到正风反腐的实际成果,筑牢党执政的根基。

 

 

小官巨腐

 

 于凡,陕西西安市一个社区的居委会主任,利用社区拆迁改造项目为自己牟利,单笔受贿就达5000万,涉案总金额高达1.2亿元。

 北京市朝阳区孙河乡党委原书记纪海义受贿9000余万元。

 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镇皇后店村会计陈万寿挪用资金1.19亿元。

 马超群,河北秦皇岛北戴河区供水总公司经理,被调查时家中搜出1.2亿元现金、68套房产、37公斤黄金。一名副处级干部,靠着手中的供水权,竟然贪腐金额如此巨大,一时引发公众热议。

 在中央巡视组公布的问题清单中,河北省是“小官巨腐”问题严重的地区之一。根据巡视反馈意见,河北围绕“小官巨腐”问题开展了专项治理,选取了土地开发、城市建设、供水、村官腐败等10个容易出现问题的重点领域,清理查处违纪违法案件。

 

【声音】

 我们开展这个(专项)行动一年了,立案的已经将近1万件,从现在看已经查处了6000多人,过100万的190个,过1000万的31个。这些人级别都很低,但是他们贪的数量都是很惊人。

                   ——陈超英(河北省纪委书记)

 

【苍蝇式腐败】

 

案例1 “你发生一个事他可能就影响一片”

 

【案情回放】:

 在山东泰安市宁阳县的一个村庄,小静今年12岁,她的父亲去世,母亲失明,母女俩每月靠160元低保金和600元儿童福利救助金生活。2013年,小静有9个月的总共5400元的福利救助金,被当地民政局福利办原主任张士龙私自截留。

 2013年,宁阳县有20多个符合救助条件的孩子通过了审批,可以得到每月600元福利救助金。张士龙作为经办人,利用职务便利,把前9个月的钱私自取走后,才把救助卡交给这些家庭,对他们谎称救助金是从10月才开始发放的。20多个孩子1到9月的救助金共15.74万元,被他用来炒股以及日常消费。最终,有人偶然查看了救助卡的历史交易纪录,产生了怀疑并举报,宁阳县纪委迅速查清了张士龙的违纪问题,并做出开除党籍和开除公职处分,最终张士龙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

 

【执纪者说】:

 孤儿是无助的,他的恶劣点在这里,群众很愤恨,因为基层的干部直接和群众打交道,你发生一个事他可能就影响一片。

                  ——桑根臣(宁阳县监察局副局长)

 

【警钟长鸣】:

 在各地纪检监察机关近年查处的腐败问题中,有不少是类似这样的情况,侵害的是贫困群众的利益。低保金、危房改造资金、救灾款,当腐败分子向这些“救命钱”伸手,不论金额大小,引发的民愤是极大的。

 

案例2 公务人员监守自盗,对公理人心的伤害难以估量

 

【案情回放】:

 在广西北海,银滩大道是近年的一个重点工程项目,它的建设涉及不少征地拆迁工作。银海区征地办的部分工作人员伙同个别镇村干部、社会人员骗取国家征地补偿款,涉案金额达500多万元,共有16人牵涉其中,不同程度地违纪违法。

 征地办里有9名工作人员,通过无中生有的手段,虚报拆迁户,虚报拆迁面积、虚报地面上的青苗数量等等,来骗取国家征地补偿款。他们找到个别镇村干部,还有自己熟悉的村民,彼此串通,骗到补偿款后一起瓜分。

 身为政府机构工作人员却挖国家墙脚,全无负罪感和法纪意识,这样的行为在当地带来的示范效应是极其恶劣的。有村民听说别的村民捞到了好处,又主动去找征地办工作人员提出“合作”。

 

【执纪者说】:

 征地办工作人员就起到主导作用,作案的手法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都是无中生有。——吴华(银海区纪委纪检监察室主任)

 

【警钟长鸣】:

 如果手握权力的公务人员带头监守自盗,不仅让国家财产受到损失,对社会风气的破坏,对公理人心的伤害,是难以估量的。相比远在天边的“大老虎”,群众对近在眼前的“蝇贪”感受更为真切。对于它的危害性,有人甚至用“蝇贪猛于虎”来形容。

 

案例3 “最有钱的村败成最穷的村”

 

【案情回放】:

 安徽淮北烈山村的友谊二矿如今已经关闭停产。十多年前它曾经非常红火,当时烈山村是淮北首屈一指的富裕村。当年的矿长刘大伟也因此成了村里的实权人物,并一步步成为村委委员、村党委副书记、村党委书记。

 目前,刘大伟连同其亲属和有关公职人员共计19人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经调查,从1996年至2014年,刘大伟伙同亲属及有关公职人员,将烈山村的集体资产用各种手段或侵吞或挪用,涉案金额超过1.5亿元。当地村民说:“你挣钱都让他败完了,村里都没有了,最有钱的村败成最穷的村。”

 十多年来,刘大伟持续转移、挪用集体资产,烈山村内部的监督实际上完全被架空。不论是村民理财小组成员,还是各村办企业的财会人员,都是刘大伟安排的亲属和亲信。

 多年来村集体资产实际被刘大伟个人把持,集体企业经营情况如何、有多少集体资产,从不向村民公开。烈山区委原书记刘亚、区委原副书记陈振江、原常务副区长董海波、烈山镇党委原书记任启飞等人都与刘大伟关系密切,存在包庇袒护、收受贿赂的情节。

 

【执纪者说】:

 关键难点和重点就是把责任压实在基层,基层承担起责任是问题的关键,目前看来也正是在这方面存在薄弱点。

         ——董天义(中央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工作人员)

 

【警钟长鸣】:

 针对这个问题,中央明确要求,要层层传导压力,强化责任落实。省市两级党委、纪委要把压力传导到县乡,责任压到基层。县乡党委要发挥关键作用,县乡纪委要把查处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作为主要工作任务,有关职能部门要加强管理监督,对失职渎职的要严肃问责。

 

案例4 “不去解决问题,最终问题会解决你”

 

【案情回放】:

  一家企业到安徽宿州市埇桥区宋庙小学举行捐资助学活动,给30名贫困学生每人捐助1200元。宋庙村村支书和宋庙小学校长却自作主张,决定让受助的贫困生每人拿出200块钱,招待来捐助的企业工作人员吃饭。

 知情人把这个情况告诉当地记者,记者随即到村里和学校进行采访。学校感到紧张,把这一情况向埇桥区教体局做了汇报。局长朱勇的反应并不是要严肃查处下属的违纪行为,而是马上让人去公关媒体,让报道不要见报。

 教体局纪委书记杜玉侯和《市场星报》宿州记者站负责人达成交易,记者站站长承诺不让报道见报,而杜玉侯则授意区中心校和他签订了1万元的广告合同。

 当事记者对此不满,将这一线索告诉了《安徽商报》的同行,这一事件最终还是见报了。安徽省委、省纪委迅速成立调查组,事实最终被查清。宿州市委、市纪委、埇桥区委因为履行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不力,主要领导被进行诫勉谈话;埇桥区纪委书记落实监督责任不力,被给予党内警告处分;埇桥区教体局局长、区教体局纪委书记、镇中心校校长等人不认真履行管理监督责任,还试图阻止媒体曝光,对抗组织调查,分别给予撤销党内职务、行政撤职等处分;搞“有偿不闻”的记者站站长也被所在媒体辞退。

 

【执纪者说】:

 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通过问责来传导压力,让基层党委纪委积极主动地去谋划,去想办法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

         ——董天义(中央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工作人员)

【警钟长鸣】:

    有关党委纪委,特别是埇桥区教体局局长和纪委书记从职责来说,本应去调查、去问责,但他们却对自身责任不明、认识不清,最终反而成为了被调查、被问责的对象。

治理基层腐败的地方样本

 

1 新疆——基层巡察制度

 从一段时间开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开始实施基层巡察制度。参照目前中央和省一级党委的巡视制度,把巡视进一步向基层延伸。巡察组成员从各市县区纪检监察机关工作人员中抽取,不定期下到各乡镇村,和百姓全面接触,听取意见、受理举报、四处走访,目的是真正深入基层,主动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案情回放】:

 新疆有一个名叫则格德恩呼都格的村庄,它是自治区级贫困村,不少惠农政策和扶贫项目在这里实施。在巡察中,工作人员接到了村民关于村党支部书记卡木尔的问题反映。

 卡木尔在申报小麦种植面积时,私自增加了13户没有种小麦的村民,虚报面积500多亩,冒领补贴款5万多元。

 调查发现,除了虚报冒领小麦补贴,卡木尔还截留自治区政府给贫困牧民发放的扶贫羊,总共500多只,自己截留了41只,卖掉获利4.9万多元。问题查清后,和硕县纪委给予其开除党籍处分,并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声音】:

 我觉得这个巡察的效果很好,我们今年查处乡镇以下的党员干部的案子增长60%,大数60%这么一个比例,跟我们巡察工作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是有很大关系的。

              ——徐海荣(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纪委书记)

 

2 贵州——民生监督组

 在贵州,全省现在有1487个民生监督组在开展工作,已经覆盖到县乡一级。在中央大力扶贫的背景下,贵州的惠民项目多、资金量大,发现和查处民生资金领域的腐败问题也就至关重要,这也是民生监督组的工作重点。

 

【案情回放】:

 大榜村2012年曾经遭受特大暴雨灾害,民政部门来调查灾情后,拨给村里2万元救灾专用款。然而,村民们却从来不知道有过这笔钱。

 原来这笔钱拨到村里后,村党支部书记刘洪权、村委委员杨林、刘洪文三个人私自决定把这两万元分给八户人。这八户人全是这三名村干部的亲属。救灾款发放没有进行任何公示,民政部门也没有对此进行监督。

 信息不公开,监督不到位,使得村民利益受到侵害还毫不知情,这也是基层腐败案例中比较常见的一种情况。贵州在民生监督组的工作实践中也感觉到,发现问题不能仅仅寄望于村民的举报。

 针对这样的现实,从去年开始,贵州省民生监督组开始进行“专项监察”,每年主动选取几个重点领域,调取资料,从资金拨付的源头向下查,要求见人、见项目、见资金,每笔资金按文件记录是拨给谁的,必须找到当事人一个一个核实。大榜村的这起私分救灾款事件,就是对当地民政资金进行专项监察发现的。

 

 

 

【声音】:

 把这个领域的问题搞清楚,据统计,我们去年民生监督整个案件量占到全省的85% ,那么这个专项监察发现的问题占到民生监督的三分之二。

             ——黄文胜(贵州省纪委副书记、监察厅厅长)

 

 

专题片《永远在路上》

第七集:“ 天网追逃 ”

 

     从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到二十国集团峰会,再到联合国,从美国、英国到澳大利亚、新西兰,习近平总书记在各个外交场合主动设置反腐败国际合作议题,表明了我国加大追逃追赃力度的态度和主张,得到了各国和国际社会的积极回应。

 美国CNN评论称,中国彻底的反腐战役已经打到了地球的另一端。英国《金融时报》发表评论文章称,中国的反腐成绩明显。现在的制度安排解决了外逃贪官的引渡问题,堵住了贪官外逃的退路。很多国家的媒体还对百名“红通”中逃往本国的人员进行了梳理,设法查找有关嫌犯的住址登门采访,调查其在中国及逃亡后所在国家违法犯罪的情况,予以曝光。

 

【本集梗概】

 本集讲述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追逃追赃列为反腐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遏制腐败蔓延的重要一环,通过建立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协调机制、开展天网行动和发布百名嫌犯红色通缉令等一系列卓有成效的举措向世界宣告了中国反腐败的决心,对外逃人员形成了强烈的震慑。通过剖析王国强、李华波案件,介绍程慕阳在加拿大的生活变化和乔建军、赵世兰在美国被提起公诉等案例,反映了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取得的显著成效。

 片中通过讲述中央印发《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加强对“裸官”的监督管理,多部门联合开展专项行动,严厉打击向境外转移赃款等举措,在国内建立起防逃机制,把人看紧,把门关死,向腐败分子释放出断其后路的强烈信号,警示外逃者迷途知返、投案自首,震慑企图外逃的人断了念头、放弃侥幸。

 

案例1 “希望我不被他们发现,就这么一点希望,实际上是一种绝望”

 从这个出租屋到那个出租屋,需要坐车的时候,都不敢坐其他的车,只能坐灰狗站的灰狗,也就是长途大巴。因为坐其他的交通工具也都得需要护照,所以说我经常在问自己,就是这种生活有必要继续下去吗?我那个时候的希望,就是希望我不被他们发现,就这么一点希望,实际上是一种绝望,一个人每一天想这个事儿的时候,那不就叫绝望吗?

 被通缉的人,被追逃的人,他才有这样深刻的感受,这个法律的威慑,有的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天网在哪儿?平常谁说也看不见,但是只有当事人那种处境,他能看到天网,能看见那一只巨手。   ——王国强的忏悔

 

【案情回放】:

 2014年12月22号,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潜逃美国两年半的辽宁省凤城市委原书记、副厅级干部王国强,从美国回国,向纪检监察机关投案自首。这是近十年来,第一个从美国回国自首的腐败犯罪嫌疑人。

 

       

 

  2012年4月24日,王国强理应去丹东参加一个会议,但他却并没有出现在丹东,而是和妻子出现在了沈阳桃仙机场,使用私人护照悄然出逃。随后的调查中发现,王国强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了巨额贿赂。

 西雅图是王国强夫妇踏入美国的第一站。在这座曾被称为全美最佳居住地的城市,并没有他们能安居的空间。由于是外逃,他们不敢用护照在酒店登记,只能和别人一起住在合租屋里。旅游签证到期后,王国强和妻子成了非法移民,他不敢在一个地方待太久,只能不停地换合租屋,后来又从西雅图躲到了洛杉矶。随着时间的推移,王国强越来越觉得举步维艰。

 身在美国的王国强,一方面生活提心吊胆、了无生趣,另一方面也感到未来日子将更不好过。当看到敦促自首的公告里提到,自愿回国可以依法从轻或减轻处罚,他终于决定自首,回国接受法律的审判。

 

【执纪者说】:

 当时正值我们在查中央纪委交办的一个其他案件,我们查的这个案件的行贿人,也给我们查办案件的这个人行贿,同时也给他行贿,是这样的一个案件交叉。那么他自己又觉得他自己以往就有很多的问题,还是一种惧怕的心理,侥幸,所以他就离境了。

           ——蒋丹萍(辽宁省纪委纪检监察一室主任)

 

 

案例2 “就是后悔自己如果不做这个事,就不会到今天这个地步”

 说句实话自己也害怕,也想逃避法律制裁,所以就办理移民。我当时在网上也查了,有些资料我也看了,如果能跑到一个跟中国没有引渡条例(约)的国家,可能会相对比较安全一点,当时自己是这样想的。

 

 

    

 

 国外这几年天天打官司,坐牢,还不如回国了。就是后悔自己如果不做这个事,就不会到今天这个地步。像我家里的话,当时我走的时候我父母也在,正是希望我在身边的时候,给他们养老送终的时候,自己还给他们背个这么大的包袱。像我父亲去年过世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我家人也不告诉我,这个事我真的是后悔,真的很难过这个事。——李华波的忏悔

 

【案情回放】:

 江西鄱阳是国家级贫困县,李华波外逃之前,是县财政局经济建设股的股长,职位虽然不高,却掌握着重要的资金监管权。当年他和两名同伙利用职务便利侵吞公款9400万元,相当于这个贫困县年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堪称小官巨贪的典型案例。李华波生性好赌,这些钱大量被他用于前往澳门赌博挥霍。

 李华波做了逃避追捕的各种考虑,他选择了和中国没有引渡条约的新加坡,提前办理了投资移民获得了合法居民身份。他还通过地下钱庄等渠道,将挥霍剩下的3000多万元预先转移到了新加坡。完成这一切之后,2011年1月,李华波举家飞往新加坡。

 自以为可以高枕无忧的李华波完全没有想到,他的好日子没有持续多长时间。他出逃后,我国第一时间就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出了红色通缉令;不到一个月,我国就向新加坡提交了他跨境转移赃款和伪造移民申请材料的有关证据。正是因此,新加坡警方迅速对他采取了行动。

 2012年1月,新加坡总检察署针对李华波转移赃款到新加坡的行为,以不诚实接受偷窃财产罪起诉李华波。李华波重金聘请了辩护律师,辩称这些钱是在中国经商所得,并非贪污的公款。针对他的抗辩,新加坡检方邀请中国派出检察官到庭作证,提供这些钱属于公款的证据。扎实的证据链使得法庭采信了中国检察官的证言,对判决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李华波最终在新加坡被判处有期徒刑15个月。2015年5月9日,李华波在新加坡出狱,当天即被遣返回中国。

 在对李华波进行海外追逃的同时,在江西鄱阳,追赃工作也在进行。2014年8月29日,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李华波违法所得案一审公开开庭,虽然当时李华波人还在海外,但2012年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规定的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为没收外逃腐败分子非法所得提供了法律依据。李华波案成为了《刑事诉讼法》修订后的海外追赃第一案。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李华波夫妇在新加坡拥有的2953万元资产属于违法所得,依法应予没收。目前我国正与新加坡司法机关合作,对这部分海外资产进行追缴。这场被告人缺席的审判,具有特殊的意义,宣告我国追赃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

 

【执纪者说】: 和新加坡我们这次合作也是第一次以这个《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基础,相互提供司法协助,这也是一次非常

 

好的尝试。        ——蔡为(中央纪委国际合作局副局长)

 我们主要就是提供了两块证据,钱是如何从中国财政专户上最后通过中间人转移到新加坡的,这是一块。第二块我们也充分调取了李华波的个人以及家庭财产收入情况,包括李华波确实有违规从商经营这么一个情况,事实上根据我们查实的情况,李华波有经商,但是在经商过程中都没有赚到利润。

            ——许轶峰(时任鄱阳县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

 

【警钟长鸣】:

 虽然没有引渡条约,但不意味着没有其他办法。境外追逃主要有四种方式,除了引渡,还有遣返、异地追诉、劝返。在李华波案中,遣返和异地追诉这两种方法被充分运用了起来。之所以能采取异地追诉的办法,缘于中国和新加坡都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缔约国。这一公约于2005年12月正式生效,是联合国历史上第一个用于指导国际反腐败的法律文件。有了这一公约,没有引渡条约的国家之间,开展反腐败领域的司法合作也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案例3 迈克尔·程与红色通缉令上名列第69位的程慕阳高度吻合

 

【案情回放】:

 迈克尔·程,加拿大房地产开发商,在温哥华地区开发了多个高端地产项目,可以说是当地的风云人物。他在加拿大的住所,位于温哥华高端住宅区,估价约合人民币两千多万。迈克尔·程还多次向当地党派捐款,有他的资金铺路,他的女儿积极参与政治,成为了加拿大联邦青年自由党某分部主席,作为一个政治明星在当地颇受瞩目。

 然而,2015年,迈克尔·程一家的风光生活发生了改变。通缉令发出不久,就有人看出,迈克尔·程与红色通缉令上名列第69位的程慕阳高度吻合。程慕阳因涉嫌侵吞、骗取国有资产、贪污等被通缉。相似的容貌,相同的生日,一个是温哥华地产大亨,另一个是红通嫌犯。原来,迈克尔·程就是程慕阳。随后,成功的商人迈克尔·程迅速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他公司的办公室铁门紧闭,人去楼空,女儿的职务也被加拿大联邦青年自由党紧急撤销。目前,中国正为将他追捕回国做进一步努力。

 

【执纪者说】:

 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外逃腐败分子,我们要点名道姓曝光,效果还是非常好的。据我们所知,发布红通之前,有的外逃腐败分子在国外还是过得很猖獗,大家都不知道他是外逃的腐败分子,发布红通之后,这些人很多就收敛了,这种猖狂的势头是被压下去了。          ——蔡为(中央纪委国际合作局副局长)

 

【追逃追赃工作进入全新阶段】

 

  2014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的重要成果之一,是通过了《北京反腐败宣言》。这是第一个由我国主导起草的国际反腐败宣言,也是APEC历史上第一次以一国首都命名的反腐败宣言,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在反腐败问题上的坚定立场,也为中国在全球反腐败合作领域赢得了更多的主动权和话语权。

  2015年年初召开的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首次将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列为年度重点任务,明确提出加强国际合作,狠抓追逃追赃,把腐败分子追回来绳之以法。

  2016年1月召开的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继续将国际追逃追赃作为重要任务进行部署,决定继续开展天网行动,继续推进国际合作,加大力度、紧锣密鼓地开展追逃追赃,把惩治腐败的天罗地网撒向全球,让已经潜逃的无处藏身,让企图外逃的丢掉幻想。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追逃追赃列为反腐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遏制腐败蔓延的重要一环,追逃追赃工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追逃追赃】

 2014年3月,中央纪委整合内部机构建立国际合作局;5月,中央纪委召开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座谈会;6月,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建立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协调机制,设立办公室统筹追逃追赃工作;7月,公安部开展猎狐2014专项行动;9月,最高检开展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专项行动;10月,最高法、最高检、外交部和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敦促在逃境外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的公告》。

 2015年3月,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部署开展了针对外逃腐败分子的天网行动。

 2015年4月22日,中国集中公开了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的红色通缉令,曝光100名涉嫌贪腐的外逃人员。2015年公开的百名嫌犯红色通缉令,是我国首次如此集中地公布外逃贪官的信息,在国际刑警组织近百年的历史上,一个国家集中公开曝光100名涉嫌贪腐外逃人员的红色通缉令,也是第一次。

 为了全面掌握外逃贪官的信息,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还编织了内外两张信息收集网。对内,通过建立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外逃信息管理系统,中央国家机关、各省区市可以通过这个系统第一时间及时报告外逃人员信息;对外,在中央纪委网站等门户网站的显著位置开设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网上举报窗口,接受海内外举报。

  2016年4月21日,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召开会议,决定启动天网2016行动,继续向腐败分子发出强烈的震慑信号。

 追逃追赃工作的两个重点,一个是人,另一个是钱。为了截断贪官向外转移赃款的通道,2015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等五部门联合开展了专项行动,严厉打击向境外转移赃款的行为。

 与此同时,反腐败的国际合作在加速推进。2014年6月,中美就《美国海外账户税收合规法案》实施达成初步协议,两国互通公民海外个人账户信息,提供海外追赃追逃的数据支持。10月,中美双方同意推动在调查、追踪、冻结、追缴、返还腐败资产方面开展交流与合作,重点追缴和返还腐败犯罪资产。

 

【防逃】

 在海外追逃的同时,在国内建立起防逃机制,把人看紧、把门关死,从源头遏制外逃同样重要。加强对“裸官”的监督管理,是防逃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2014年1月,中共中央印发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明确提出:配偶已移居国(境)外;或者没有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不得列为考察对象。

 

【成效】

 目前,百名嫌犯红色通缉令发布以来,截至2016年8月底,已经有33人归案;2014年以来,我国从70余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2100余人,追回赃款72亿余元人民币。中国将用持之以恒的行动告诉所有人:海外不是法外,世上没有腐败分子的避罪天堂,中国的追逃追赃,已经在路上。

 

 

 

专题片《永远在路上》

第八集:“ 标本兼治 ”

 

 我们党已经走过了95年的历程,但我们要永远保持建党时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面向未来,面对挑战,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本集梗概】

 反腐败必须标本兼治,而治本的关键在于盯紧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用制度治党、管权、治吏,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才能确保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于人民。

 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谭栖伟,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刘铁男,武钢集团原党委书记、董事长邓崎琳,国务院国资委原主任蒋洁敏等4名落马的省部级官员在本集中现身说法,反映了党中央紧紧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强化党内监督,制度的笼子越扎越紧,不敢腐的震慑作用得到发挥,不能腐、不想腐的效应初步显现。

 

案例1 “他交的是这个权,不是交的我这个人”

 “没有这个权力,他不会找你办事,他就不会给你送钱,或者送这么多的钱。他交的是这个权,他不是交的我这个人,我这个人对他来讲无所其谓,但我这个权对他来讲就有所谓。

                 ——谭栖伟的忏悔   

     

                    

谭栖伟,1954年出生于重庆石柱县,曾任重庆市南岸区委书记、重庆市副市长、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务。2014年5月,中央纪委发布消息,谭栖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经查,谭栖伟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钱物。其中大额的钱物,主要集中在他担任重庆市南岸区委书记的五年当中。

【案情回放】: 

    南滨路位于重庆市南岸区,当年建设工作是由时任南岸区委书记的谭栖伟亲自主抓的,而他的腐败,就隐藏在这条路上人们

司空见惯的角落里。

 据中央纪委纪检监察室工作人员介绍,谭栖伟亲自主持召开南岸区委常委会,会上定下来,南滨路一律不准打“道旗式”的广告,但他自己出尔反尔,自己介绍老板李某来接。

 李某是谭栖伟的老乡,他向谭栖伟提出合伙经营一家广告公司,但谭栖伟不用投资,只需要用自己的资源拉来广告业务,收益两人平分。谭栖伟一方面利用自己的权力,为李某在辖区内获得广告位开绿灯,另一方面,给辖区内的商人打招呼,让他们多关照李某的广告业务,而李某则以公司分红为名,向谭栖伟输送利益。

 在重庆,谭栖伟身边总围绕着一群朋友,这些人里有他的老乡、老部下、老熟人,也有辖区内的各种商人。这种交往的实质是什么?这类朋友究竟为什么目的来和他交朋友?谭栖伟心里很清楚。

  2015年9月24日,谭栖伟案公开开庭审理。检察机关指控,谭栖伟直接或通过其妻子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共计人民币1143万余元。

 

【执纪者说】:

 “领导干部具有公职身份,党内法规也好,法律法规也好,都要求不允许经商办企业的。他这个比经商办企业是更进一步,打着经商办企业的幌子,实际上是借这种方式,不实际出资去分红。以两人合作经营的方式,掩盖他权钱交易受贿的这种实质。”

          ——刘立锋(中央纪委纪检监察室工作人员)

 

 

【警钟长鸣】:

 从一名山区基层干部一步步成长为省级领导干部,谭栖伟被赋予了越来越大的权力,本来应当用它好好干一番事业,然而遗憾的是,这权力却最终被用在了错误的地方,他的人生也因此走上了错误的方向。权力本身并无善恶,只是一种工具,用它为善还是为恶,取决于使用它的人。

 

案例2 “明知道违纪结果还要去做,利令智昏”

 “中央发了很多的纪律要求,领导干部子女不能做生意,80年代就有。明知道违纪结果还要去做,利令智昏,我想想是利令智昏,让自己的智商都低了,判断问题的能力都低了,太深刻了。”

   ——刘铁男的忏悔

 

        

 

 2014年12月10日,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因直接或通过儿子刘德成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案件回放】:

 2006年,化工企业老板邱某经人介绍认识了刘铁男。见面交谈中,他了解到刘铁男的儿子刘德成刚从国外回来不久,便主动提出可以带刘德成一起做生意。刘铁男当时不置可否,但就在当天,他就给邱某打来电话说,你说的事情倒也可以考虑。

 认识刘德成后,邱某与合伙人李某出资100万元,为刘德成注册成立了一家公司,然后通过虚假贸易的方式,直接为刘德成的公司输送利益825万余元。不久,邱某的化工项目获得了审批。多年来,刘铁男利用手中的审批权,为多个请托人的项目审批提供帮助,几乎都是通过这种“老子办事、儿子收钱”的模式。

 

【执纪者说】:

 “在这个主要的岗位上,审批权是非常大的,就是我批谁不批谁、先批谁后批谁,这里面的利益都非常大。这样就有一些不法商人,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项目审批等等这些事项(去行贿),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

         ——钟庆明(中央纪委第七纪检监察室副主任)

 

【警钟长鸣】:

 近几年,国家发改委先后有11名工作人员因利用职权受贿,被检察机关依法立案查办。这些案件的共同特点,都是利用审批权力寻租,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当一个部门内的腐败不只是个案,就凸显出从机制制度层面进行反思和改革的必要。根据中央要求,发改委深入剖析了案件中暴露出的机制制度漏洞,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继续加大简政放权力度,进一步取消下放了一大批行政审批事项,推进网上审批,通过政务服务大厅使审批流程阳光化等等。通过完善机制制度,来预防、减少腐败发生的可能性。

 

 案例3 “忘记了自己是谁,权力是谁给的,是干什么用的”

 “当一把手以后没有制约了,没有人管你。在这个管理上、决策上、人事上,各个方面他那一票,不管在哪个会上都是很重要的。就是一把手签字,总会计师签了字还不行,一把手要签字,这个责任也是很大的,这个时候你自己又放松要求、放松警惕,就很容易出问题。忘记了自己是谁,权力是谁给的,是干什么用的,都忘记了。”

 ——邓崎琳的忏悔

 

   

 

 2015年8月29日,武汉钢铁集团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邓崎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中央纪委通过纪律审查,发现邓崎琳的违纪行为情节严重、涉及面广。《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所规定的“六大纪律”,邓崎琳都不同程度地违反了。2016年1月8日,邓崎琳被开除党籍,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案情回放】:

 邓崎琳出生于1951年,在武钢集团工作了整整40年。早年间,邓崎琳在武钢是出了名的工作狂,能力和敬业精神都受到好评。但2004年升任武钢总经理之后,渐渐变成了容不下反对意见的一言堂主。在选人用人上,邓崎琳开始违规提拔、任人唯亲。同时,他还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在企业经营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其中也包括自己的亲属。在邓崎琳的帮助下,他的弟弟邓云丰先后以10个公司的名义围绕武钢做生意,从中获得了巨额利益。

 2009年,经邓崎琳批准,武钢集团第一招待所将原先的露天游泳池改建为室内恒温游泳馆,并只对武钢的主要领导开放。由于邓崎琳去游泳时都会提前清场,这座游泳馆实际上被邓崎琳独占使用。除了独自占用企业内部游泳池,邓崎琳还长期占用企业内部宾馆客房。

 

【执纪者说】:

 “对邓崎琳来讲,可能更多地把武钢当成了自己的私有财产,一个人说了算,想怎么支配就怎么支配。首先忘了自己是一名党员,另外是一名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把组织原则、党纪,都丢到一边去了,这样的话长期就是底线失守了,我给他总结就是心中无纪、心中无戒。”—朱俊杰(中央纪委纪检监察室工作人员)

 

【警钟长鸣】:

 心中无纪、心中无戒,当执掌权力者忘记了权力的来源,对权力失去了敬畏之心,往往就是滑向深渊的开始。

 

案例4 “我带头破坏了制度,别人也能破坏制度”

 “什么都要抓一把手才行,管住了一把手,就管住了问题的绝大部分。中石油出了这些问题,腐败的问题,我是负主要责任的。我带头破坏了制度,别人也能破坏制度,我腐败,别人也能腐败,所以我是中石油的历史罪人。这个我认识得非常沉重非常清楚,我对不起他们。”  ——蒋洁敏的忏悔

 蒋洁敏,1955年出生,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曾经的一把手。2013年8月末的短短几天之内,多名中石油高管相继被调查。9月1日,当时已经调任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的蒋洁敏被带走调查。2015年10月,湖北省汉江中级人民法院对蒋洁敏案进行了公开宣判,蒋洁敏犯有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6年,蒋洁敏当庭表示不上诉。

 

  

 

  案情回放】:

 蒋洁敏所犯的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主要行为是在担任中石油主要领导期间,违反有关规定,帮助他人获得了9个油气田区块的合作开采权,致使他人非法获利达30.4696亿元,使得国家财产遭受特别重大损失。油气田合作开采权的审批有一套完整的制度,要经过严谨的程序,但多名中石油高管,都为了满足蒋洁敏的要求,把制度抛在了脑后。

 按照规定,油田在对外合作之前必须先探明储量,才允许拿出来对外合作。但是,违规报批的9块油气田里,有7块根本没有进行勘探,就被上报申请对外合作开采。在送批的报告中间有这样的表述,说这些油田属于勘探难度大、埋藏较深、单井产量低、外部环境复杂。对此,中石油原高管王道富表示,这些是编出来的一些理由。

 9块油气田的审批一路违规闯关。回顾整个审批过程,几乎每个环节都严重违反了程序和制度,中石油多名管理人员都没有负起应负的责任、把好该把的关,最终也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警钟长鸣】:

 中石油集团作为中央企业,负有为国家管理石油资源的重大责任,但在这一事件中,却由于个别领导的意志而层层违规,让本是国有公共资源的油田,成了个别人为自己捞油水的富矿,其中的教训,可谓沉痛。

 蒋洁敏一案警醒着人们,不论对于一个单位、一个部门还是一个地方,对领导班子、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都是至关重要的。而这在过去,也往往是监督的难点甚至盲点。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反腐败需要标本兼治,而治本的关键,在于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制度建设的完善,有赖于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的进程。而在这个进程中,必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提供坚实的保障。中国共产党作为有着8800多万党员的执政党,掌握着国家权力和执政资源。要实现对党的有效监督,除了外部监督,还必须不断创新管理制度,切实加强党对自身的监督。

 十八届中央紧紧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从高级领导干部生活待遇、用房用车、秘书配备、建章立制等方面强化党内监督,坚决制止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此外,每到岁末年初,全国副处级以上的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事业单位领导班子成员,还要填写《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与此同时,还要对这些报告进行抽查,发现不如实报告将进行严肃追究。

 2016年7月,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这是全面从严治党、推进标本兼治的又一重要制度成果。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党章出发,总结提炼管党治党实践经验,相继颁布实施了《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等党内法规。

 2016年1月召开的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要求,要严明党的纪律,完善监督制度,做好监督体系顶层设计,探索党长期执政条件下强化党内监督的有效途径。2016年7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10月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研究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制定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修订《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正在进行的,绝不是一场运动式的反腐,而是保持自身肌体健康的长期建设,是践行“打铁还需自身硬”的不懈努力。从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抓作风,到“老虎”、“苍蝇”一起打,再到明确提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强化党内监督,向着高标准努力,守住纪律底线,一条从治标走向标本兼治的路径,正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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