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简介谈镇南京师范大学博士、江苏省委党校经济学教授，经济学部副主任。1963年12月生，湖北黄石人。199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学系。系江苏省跨世纪学科带头人(333工程)，江苏省优秀社会科学工作者，江苏省青年委员。兼任中国生产力学会理事，全国党(干)校系统生产力学会常务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全国党校系统《资本论》研究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发展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和农业经济学。1996年以来发表论文80余篇，出版专著5部，出版合著教材11部，研究报告14篇。近年来参与主持并完成“资本集中与江苏经济现代化”、“经济伦理与制度创新”、“经济结构调整中的资本支持”、“中小企业制度建议”、“马克思经济理论新发展”等国家和省社科项目，获省部级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一项，江苏党校系统和江苏省委党校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3项、二等奖6项、三等奖8项，获江苏省委党校系统和省委党校教学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三等奖6项。         能否解决好“三农”问题，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中国是一个农村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家，没有农业、农村、农民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离开了包括农村在内的对现代化的统筹思考，而采取“城乡分治”的战略，必将大大推迟我国现代化实现的时间。党中央深刻总结几十年来我们党处理城乡关系问题经验教训，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一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强调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协调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发展理念的创新         越来越多的人认同行为理念是经济发展的观念前提，它同时也是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和信念支撑。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观念前提的行为理念是至关重要的。这首先是因为，在人类文明史上，每一次的社会大变迁都有着预先进行的思想解放运动，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阶段、不同国家(类型)关于经济发展的行为理念的差异和不同则影响甚至决定着其经济社会的变化运动和发展的方向，同时也对其经济运行绩效有着深刻的影响。         在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实现了民族解放和独立的中国，迫切希望在较短的时期内能够奠定本国的工业化基础并继而实现工业化，以摆脱贫穷落后的社会经济面貌。在发展战略的选择和制定上，我们的发展理念主要表现为“唯工业化论”(工业主义)、“唯计划化论”(干预主义)和“唯资本论”(资本至上主义)等“三论”(或三种主义)。         实际上，建国初期这种发展的理念的产生有着主客观背景，简单地说，这些背景有，在市场没有得到充分发育时只能依靠非市场主体来整体地配置社会经济资源，这就在客观上非常需要制定宏观经济计划；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对宏观经济运行的管理基本上都坚持了“凯恩斯主义”，强调了国有化和计划化，这就使还没有多少管理经验的中国政府坚信找到了“治国之策”；前苏联实行中央集权型计划经济的运行模式，在当时的社会主义“孤岛”上取得了比资本主义增长速度快得多的发展成就，这更使得中国政府认为计划经济在动员一切经济资源以尽快壮大其民族经济方面具有很好的功能；工业化最为明显的标志是民族工业的发展，这样，为尽快的发展民族工业，一方面需要或者被迫放弃或牺牲农业的发展，而从农业中吸取—切可以被利用的资源想方设法加快资本形成；另一方面，当时的拉丁美洲国家均采取了所谓的“进口替代战略”。于是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产生了一个共识：资本资源是经济发展的关键(或者说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是资本资源的严重缺乏)。于是，作为发展经济学先驱者之一的罗森斯坦———罗丹在20世纪40年代中前期就提出了“大推进理论”，该理论旨在实施极端的“平衡增长战略”，试图在只具有很少国内资源的客观约束条件下，通过放弃农业，在工业体系内部利用“市场需求的互补性”和社会分摊资本的高效能，普遍投资，以实现工业经济的全面发展，进而实现工业化目标，这些理论的广泛传播使“三论”成了20世纪中期最为时髦、最为流行的发展理念和思维方式。就其所产生的影响效果来看，实践证明，以拉丁美洲为例，它们实施高税率、货币贬值和过多的管制，深信把更多的资源掌握在政府手中会刺激发展。但并没有取得预想的结果，相反，它们导致了由于农业的大衰退和大破坏而产生严重的通货膨胀、高利率、政治不稳定、贫穷以及资金和人才从该地区的流失。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亚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实行了重视市场机制作用的“出口导向战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们通过对农村工业化的改造，从而将“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光荣称号”从拉美国家转移到自己头上,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东亚奇迹。         因此，我们可以说，发展理念是关于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有什么样的发展理念，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就会对发展的实践产生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影响。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伟大的历史性实践的确需要发展理念的大变迁作为正确的先导。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必须要有更加先进的思想理念。党中央树立科学发展观，深刻总结几十年来我们党处理城乡关系问题经验教训后作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重大决策，坚决摒弃失去根基的没有依托的供少数人欣赏和享乐的现代化的简单发展理念，这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新发展，是对发展的内在规律性的全新概括，是我国现代化进程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理念。         生产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物质前提         没有人会否认，生产发展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必备的物质前提。自从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来，财富的增长就一直是经济学所关注的中心问题之一。作为经济科学的奠基人，斯密在其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其原因的研究》一书中，把如何增加国民财富这一论题作为主要研究目的可以被理解为经济增长。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国通用的经济增长衡量指标是国内生产总值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它就是一个财富指标。“生产发展”是指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强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产业支撑，其内容包括：大力提高农业科技创新和转化能力；加强农村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稳定发展粮食生产；积极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加快发展循环农业。         我们应该认识到，在新农村建设进程中，没有较高速度的生产发展，新农村也是无法实现的。首先，众所周知，新农村建设回避不了罗斯托在《经济增长阶段》中所描述的经济“起飞”阶段，“起飞”阶段的显著特征就在于财富的较高速增长。在这里，财富增加既可能是生产发展的原因，也可能是生产发展的结果或表现。但总的说来，有意义的财富增加是肯定与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变化相关联的，而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变化的核心前提则是生产发展。其次，我国的农村劳动力就存量而言，存在着“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现象，剩余劳动力急需得到安置；就增量而言，其人口自然增长率仍然较高，每年都会有大量的新增劳动力加入就业大军。因此，发展中的我国就业压力显得十分严重，要使劳动力的存量资源和增量资源都能够得到妥善安置，政府在选择发展战略时就往往不得不采用以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市化为表征的中国式稳定型发展道路。第三，从国际比较来看，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现代的经济发展还面临着“赶超”的任务，这就是说，经济发展不仅仅是完成发达国家早就实现了的工业化的目标，而且要向发达国家看齐，实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现代化，尽快地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无疑，没有比发达国家更快的生产发展，尽管在未来的某—时期，中国实现了工业化，但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我们仍然还将是“发展中国家”。我们的结论是：生产发展仅仅是经济发展的物质前提，它远远不是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毫无疑问，新农村建设的实质是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城市化、农民市民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第一要义是要生产发展，离开生产发展，就没有生活宽裕，从而就不可能出现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解决中国新农村问题的关键是要靠农村的生产发展。         制度创新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有力保障         世界范围内的长期的大量的经济发展实践已经表明，制度创新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保障力量。反过来说，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最为普遍的来自于其内部的深层障碍被证明是制度创新乏力，而那些显而易见的诸如资本、技术、人力资源和自然地理状况等方面的制约因素并非是主要障碍。长期以来，在经济理论中有一种倾向是不重视对经济发展的制度因素的研究。经济学在其早期的结构主义时代，正确地指出了发展中国家所存在的市场结构僵化以及资源配置的低效率等事实。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结构僵化的内在原因除了低下的经济发展水平本身之外，从其内部看，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其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僵化。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强调制度创新，实际上，中央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思路概括为“多予少取放活”就是要在农业税费制度、土地制度、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和乡村两极政权、农村金融组织、农村协会等方面作出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创新。令人们感到欣慰的是，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已经深入人心。我们说制度创新是经济发展的保障力量，这句话还不够分量，严格说来，以市场经济制度的创设、实施和完善为核心的制度创新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强大的保障力量。“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在具体理论的支撑下，提出农村的教育培训、卫生、文化、科技和基本建设相关联的投融资等等一系列制度创新，并发出了保障务工农民的合法权益；稳定、完善、强化对农业和农民的直接补贴政策；加强农村基层组织的阵地建设；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进一步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议事制度，完善村民“一事一议”制度，健全农民自主筹资筹劳的机制和办法。         福利递进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根本目的         生产发展本身永远只能是手段，手段是不能代替目的的。生产发展不是为了发展全部，生产发展的目的只能是增进社会福利，改善和提高社会公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要实现“生活宽裕”———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夯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经济基础。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保障“务工”农民的合法权益；稳定、完善、强化对农业和农民的直接补贴政策；加强扶贫开发工作。“乡风文明”———加快发展农村义务教育，大规模开展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繁荣农村文化事业，加强县文化馆、图书馆和乡镇文化站、村文化室等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推动实施农民体育健身工程；扶持农村业余文化队伍，鼓励农民兴办文化产业，开展和谐家庭、和谐村组、和谐村镇创建活动。“村容整洁”———加快农村能源建设步伐，在适宜地区积极推广沼气、秸秆气化、小水电、太阳能、风力发电等清洁能源技术；以沼气池建设带动农村改圈、改厕、改厨；加强村庄规划和人居环境治理；引导和帮助农民切实解决住宅与畜禽圈舍混杂问题，搞好农村污水、垃圾治理，改善农村环境卫生。“管理民主”———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主题，在全国农村深入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加强农村基层组织的阵地建设；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进一步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议事制度，完善村民“一事一议”制度，健全农民自主筹资筹劳的机制和办法。         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最根本体现，是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改革开放20多年来，特别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人民的生活实现了从贫困到温饱，又从温饱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但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成果没有被农民普遍分享，城乡差距越发拉大，最明显的表现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没有较快富裕起来，有的农民甚至陷入绝对贫困的地步。加上农村改革滞后及民主化进程缓慢，使得由贫富悬殊、经济落后、农民负担重、权益受侵犯、干群关系紧张等引发的一系列矛盾，成为影响农村乃至包括城市在内的整个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因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务必要做好工业技术去武装农业，从而使农业由传统迈向现代化的快车道；财政转移支付去支持农村的现代文明，加大投入加快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         总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新发展，是对现代化内在规律性的全新概括。一方面反映了党中央审时度势，对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准确把握；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党中央为避免出现许多国家曾经面对但却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所作出的重要努力。其实质就是要打破城乡二元体制的局限，把“三农”问题的解决放在更宽的领域、更高的层面、更广的视角上，以城市带动农村，以农村促进城市，实现城乡互动、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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