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荒”的出现是对二元化结构发展的一次假证，不能说明我国二元化发展形态的改变，其发生的内在原因则是我国制造业结构低端化形成价值分配秩序和人力资本培养模式的不完善。
2004年，广东、福建、浙江等地相继发生民工短缺，“民工荒”现象第一次进入人们的视野。沿海地区的众多制造企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招工难问题，而且“民工荒”现象呈蔓延之势，缺工范围一度向中西部地区扩大，表明我国劳动力供需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民工荒”的出现是对二元化结构发展的一次假证，并不能说明我国二元化发展形态的改变，其发生的内在原因则是我国工业尤其是制造业结构低端化形成价值分配秩序和人力资本培养模式的不完善。
一、我国二元化发展难以构造民工总量短缺的条件
1954年，刘易斯提出了著名的两部门发展模式的二元结构理论，他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部门简化成农村部门和城市部门，认为两部门效率的不均等所带来的收入差异引发了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业部门的转移。以土地等非再生资源为基础的农业经济在人口不断增长条件下其边际收益逐步递减，在相对较长的时期内，两部门边际收益剪刀差的拉大将使工业部门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磁吸效应持续存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拉大，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已从1978年的2.37提高到2003年的3.23，表明当前我国二元结构呈强化之势。这种工农部门边际收益的绝对差异吸引农业剩余人口向工业部门迁移，中国目前仍有1亿多农业人口需要转移，对工业尤其是制造业发展来说，劳动力的供给在较长时期内是充裕的。因此，“劳动无限供给”对中国来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一个经得起考验的命题。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供需关系在古典竞争环境下将会达到一个相对的平衡，从我国市场化深入程度看，绝大多数商品几乎都处于或接近于古典竞争的市场中。而劳动用工市场在我国则是一个非完全竞争市场，在信息不对称以及大量的劳动力源源不断的供给条件下，农民工深处丧失话语权的市场环境中，企业占据了有利的位势，几乎垄断了市场的选择权。企业的强势选择权决定了有限的工作岗位对大量外出民工来说是一种稀缺的资源，“僧多粥少”的供需状况造就的是劳动力过剩的现实市场，总量上的失衡不会构造出民工短缺的条件。“民工荒”的出现并不能说明我国劳动力总量供应的短缺。
二、制造业结构低端化是“民工荒”产生的内在驱动力
当前，“民工荒”绝不是我国劳动力总量上的缺乏，技术型工人短缺所体现出的结构性问题才是其真实表现。结构型用工与劳动力供应之间的矛盾积累通过“民工荒”这一形式展现出来。技术型民工的供应需要一个长期培养积累的过程，高工资也无法在短期内催生出大量的熟练工人。熟练型民工的短缺说明我国人力培养的模式具有缺陷性，而制造业结构低端化所产生的人力培养的缺位是“民工荒”产生的深层原因。
1、结构低端化形成的生产模式决定民工低工资
有关“民工荒”产生原因的论述，大多将其归结于民工工资的低水平。从供求关系讲，价格是供需双方博弈的引导力。在相当低的工资水平下，劳动力将会发生供给转变，民工转移的数量应该呈现递减趋势，但事实是我国外出务工人员逐年增加。2005年，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达12578万人，比2004年增加755万人，在农民工工资整体水平较低的情况下，民工外出的热情似乎并没有受到低工资影响。因此，将低收入作为“民工荒”产生的根本原因并不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民工工资的低水平只是“民工荒”产生的直接诱因，低工资后面的决定因素才是导致民工短缺的深层次原因。工资水平的高低受制于企业的生产模式，部分制造企业技术含量低，以大量劳动力作为生产的要素投入基础，低劳动力成本支撑起了企业的发展基础，这种缺少技术基础的生产模式决定了企业工资的平均水平及上涨的空间，作为这种生产模式参与者的民工所能得到的收入也只能是处于较低的层次上。我国制造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在国际分工上处于整条价值链的低端环节，结构上的低端化导致我国的产业附加值不高，这种较为低级的价值增值形式也通过民工工资体现出来，并在工资低水平的条件下引发“民工荒”，因此制造业结构低端化才是“民工荒”发生的内在决定因素。
2、结构低端化使企业缺乏对民工进行技术培训的压力，人才储备不足导致结构性民工短缺
年轻民工和技术熟练工人成为企业争抢的对象，相对于企业的强烈需求而言，这部分人群作为技术应用的载体在供应上显得捉襟见肘。那么技术性民工来源途径在哪里呢？大体上讲，可以分为三种，一是经过专业职业学校培训，二是企业自身培养，三是民工自学成才，但个人自学成才毕竟是少部分，难以成为企业需求人才的正常途径。职业学校可以大规模培养职业技术人才，但受“轻视技工”的落后观念影响，近年技术学校普遍陷入了逐年萎缩的困境。上世纪90年代后期到2005年，职业教育所占比例从原来的58%下滑到38%，仅在2002年，全国各地就停办了大约600所技校。这意味着，技工学校对企业的人才支撑受到严重削弱，那么企业自身培养所需人才则成为最直接、重要的途径。
可是从实际来看，我国大量用工的制造企业难以培养出数量可观的急需的技术型工人。中国企业缺乏核心的制造技术，在研发、设计、营销等高端价值环节不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则在于丰富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这成为支撑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基地的重要的竞争要素。在低成本优势下，中国的很多制造企业在国际分工环境中顺势选择了生产加工和装配等中间环节，这种无奈的分工地位既涉及传统的玩具、纺织等行业，又包含高新技术的电子信息等产业，许多企业通过这种低端的代工方式获得微薄的加工利润。如苏州罗技集团属于高技术企业，但其生产环节也只是完成加工组装的低技术活动，其生产的无线鼠标在美国零售40美元，而苏州工厂只得到3美元。核心技术的缺乏将我国企业限制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强化着我国制造业结构的低端化。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以及高新技术制造业中的劳动密集环节在低技术含量的代工生产模式下，其生存发展的重要路径就是增加劳动力的投入量，尽可能降低资本深化强度，企业在这种低技术水平下很难将民工培养成技术型的熟练工。为了尽可能的利用劳动力，即使稍微有点技术性的工作也被分解成很多单一性的流水式工序，每个民工针对这一种岗位进行重复式操作，难以接触到技术生产的全过程，这就很大程度上排除了民工通过“干中学”成为技术能手的可行性。为了节省成本支出，企业难以舍得从有限的收入中抽出资金对民工进行技术培训，劳动保障部的调查表明，被调查企业中一半以上的企业用于技术工人培训的费用不到职工教育经费的20%，在培训经费难到位的情况下，民工根本不可能通过培训这一途径获得技术提高。因此，在制造业结构低端化的情况下，企业缺乏进行技术性工人培养的压力，生产模式所决定的培训体系的缺失导致技术人才的储备严重不足，当企业生产扩张和技术发展需求技术型工人时，供应不足的问题立刻暴露出来，并通过结构性“民工荒”现象集中爆发。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制造业结构低端化是“民工荒”产生的内在性原因。
三、“民工荒”对江苏的启示
“民工荒”现象的深层次原因探析，对江苏制造业发展带来了一些有益的启示。江苏制造业经历了多年的发展之后，一些传统行业的扩张受到资源、环境的约束日趋严重，产业技术升级的内在要求愈发强烈。伴随着江苏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在省内的农民工生活成本也逐步增加，工资标准水涨船高，企业用工支出大幅扩大，促使企业加快装备的更新换代。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条件下，采用新装备、新技术进行改造的步伐不断加快，即使一些密集使用劳动力的生产环节，对劳动者自身的素质要求也在提高。产业技术发展带来的结构调整，对人才的需求也产生新的变化，对技术熟练型工人的需求更加旺盛，如果江苏不能及时适应未来产业发展的形势，做好技术型人才的储备，势必出现新一轮的民工短缺现象，阻碍江苏产业的顺利转型。今年上半年，苏南地区劳动力紧张的形势有所加重，尤其是技术型熟练工供不应求的矛盾得不到有效缓解，甚至苏北地区都出现了用工紧张的状况，这表明江苏工业化的深入推进过程中也必须直面民工短缺的现象。而解决这一矛盾的重要途径就是大力发展职业教育，通过扩大职业教育规模壮大职业技术人才的供应总量，使接受技术培训的劳动力能直接适应企业技术发展的需要，缓解劳动力供需的结构性矛盾。“民工荒”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产业发展模式制约了技术型工人的供给，而职业教育的加快发展则有益于提高劳动力供给的层次，加大技术型工人的储备力度，满足未来制造业技术升级、结构优化对人才的需求。同时，要在全省形成一种新型的人才评价标准，改变社会对技工人才歧视性看待的观念，形成有利于技工人才培养、成长、评价的公平公正的良好社会氛围，引导城镇和农村转移劳动力通过多层次的职业教育提高技能水平，减少低层次劳动者直接涌入劳动力市场的规模。这既适应了未来产业发展的需求，减少了“民工荒”发生的可能性，又缓解了劳动力就业难的压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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